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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重大风险防范中的数字化治理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6-23 浏览次数:

   抗疫常态化是进入高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讨论数智化时代的风险防范,首先要对“风险”做判断。

   汪玉凯认为抗疫常态化是进入高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 他从四个方面做了阐述:一是在有效疫苗和有效治疗药品没有出现之前,疫情随时反弹势必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

   二是受疫情防控的影响,经济面临的困难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三是疫情冲击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可能发生逆转并传导到国内,深刻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 四是如果经济短期内得不到有效修复,稳定社会的难度、成本都可能加大。

   汪玉凯同时指出,高风险社会是过渡性、短时期的,如果疫苗研制出来,高风险社会就会下降。 数字化社会治理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途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中国取得重大进展,为数字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5G等新技术为数字社会治理提供技术保障。

   数据整合、共享、跨部门协同等大型应用系统的构建,极大地提升了数字社会治理能力。 ”汪玉凯这样解读数字化治理。 汪玉凯认为数字化的治理很清晰体现到这次抗疫过程中,从1月20日全国预警以后,电子政务在疫情信息公布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成为老百姓获取信息,特别是了解本地疫情的重要的平台或者窗口。 政务信息化构建起来的社会数据基础在精准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手机实名制、车票实名制、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这些都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派上重大用场。 抗疫期间,各地政府利用电子政府平台提供各种各样便民服务,特别是网购、在线教育、在线会议等等的,这些都发挥很大作用,使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户获得政府的服务,某种程度上也消除了社会恐慌。

   在复工复产中,数字化的治理,电子政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肯定数字化治理发挥作用的同时,汪玉凯也指出了数字化疫情应对中暴露的短板。 比如国家构建的传染病直报信息化系统在早期和局部没有真正派上用场;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发布不及时;有些地方电子政务的协同、数据共享暴露诸多问题;一些地方信息化医疗系统存在严重缺失;个别城市医疗物资调运分配出现混乱等。 提升数字化应对风险能力,要多管齐下汪玉凯建议,要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风险的四种能力,构建四大应用系统。 四种能力分别是:信息汇聚和分析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水平信息整合和共享能力;指挥、协调、通讯能力。 从现在应急化的系统构建来看,汪玉凯认为除了提升四种能力,还需要构建应急治理数字化四大应用系统:一是应急管理的信息化指挥调度系统,包括决策、调度、指挥、处置、恢复等。

   信息化建设能够为法治提供一些支撑就非常重要。

   二是注重构建应急管理的信息处置机制,包括信息预警、收集、上报、共享、处置等。 三是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全国协同机制。

   最大能够减少损失,最短时间内能够把危险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是加强应急管理信息化的标准化、法治化相关体系建设。 汪玉凯还建议,要把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扩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政府管理活动中的应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解决好公共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成为难点和重点。 从法治、机制上解决个人信息安全刻不容缓,在数字化治理方面,这个问题特别需要关注。 (袁勃实习生林奕)(责编:袁勃、陈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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